國會辦公室主任當庭認罪，但老闆的庭期卻往後延了。這是認罪求饒的起點，還是政治風暴的序曲？
台北地院在今日（八月二十五日）首度開庭審理高金素梅涉嫌詐領助理費與違法輸入醫療快篩案。辦公室主任利春仁對檢方起訴的犯罪事實全部不爭執，形同當庭認罪。他的律師在庭上給出的求情理由很直白：上有高堂、下有幼女，經濟狀況不好，請法官給個緩刑，而且因為真的沒錢，頂多只能負擔法治教育課程。
同一時間，台東縣金峰鄉民代表會主席高勤書也坦承犯行。他的律師說得比較實際一點——除了法治教育，還願意接受易服勞役。這兩個人就像是撞上冰山前先沉下去的船艙，而真正的主角高金素梅，卻因為律師「衝庭」請假，庭期直接延到十月二十七日。
先來看看檢方起訴的這筆帳，金額不小，時間也拉得很長。
七年七○○萬的「人頭助理」疑雲
起訴書指出，高金素梅從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八年長達十年的期間，涉嫌透過親屬作為人頭，虛報公費助理補助及立法院育嬰津貼，累積詐領金額達七八七萬餘元。這不是什麼帳目誤植或行政疏失，而是整整十年的操作。
說真的，立法院的助理經費制度設計本來就有它的漏洞。公費助理的聘用與薪資申報，某種程度上建立在「信任制」上，院方不會實際查核助理到底有沒有進辦公室、到底做了多少事。這套制度的立意是尊重立委的人事自主權，但執行面上，反過來說，也等於讓有心人可以在裡面繞來繞去。
根據監察院過往的調查報告，台灣立法機關的助理經費「流用」問題並不是單一事件，但像這樣跨越兩位數年頭、金額累積近八百萬的案例，確實會讓外界對整個制度的信任感打上問號。
從產業面來看，政治人物使用親屬擔任助理並不是新聞，但關鍵不在於「是不是親戚」，而在於「有沒有實際工作」。如果親屬確實有勞務、有產出，那完全合法合情；但如果只是掛名領錢，那就不是道德問題，是法律問題。這個界線，法庭上的攻防會比政治上的口水更有參考價值。
不只錢的問題——七萬劑中國快篩是怎麼進來的？
這起案件還有一個爭議點，在疫情期間高金素梅被指控利用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開放「個人自用」名義進口快篩試劑的規定，輸入七萬多劑來自中國、未經衛福部查驗許可的醫療快篩試劑，並且對外發放。
這裡面有兩個層次需要拆開來看。
首先，是「個人自用」這四個字。當時指揮中心會開放這條路，是因為疫情嚴峻、國內快篩供不應求，為了讓真正有急需的民眾能買到試劑，才放寬進口限制。這個規定的前提是——真的是自己用、少量用。但七萬劑，怎麼看都不是一個人的「個人自用」範圍吧？
其次，這些快篩來自中國且未經查驗。醫療器材管理法對進口醫療器材的檢驗與審查有嚴格規定，目的很單純：確保進入台灣市場的試劑是準確的、安全的。繞過這道程序，就等於把民眾的健康暴露在未知風險裡。就算後來沒有傳出因為這批試劑而造成的具體傷害，行為本身已經踩到法律紅線。
換個角度想，如果今天是一個一般民眾從淘寶買了兩百劑未經核准的快篩，可能會被海關直接攔下來、甚至挨罰。但七萬劑能順利進來，代表有相當程度的「通路」與「人脈」在運作。這不是「做好事發快篩」就能輕輕帶過的事，法律面前，數量與程序都是硬指標。
一千六百萬的補助款去了哪裡？
這個案件還有一條支線，跟高金素梅的助理張俊傑有關。檢方起訴張俊傑在二〇一五到二〇一六年間，以「台灣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實際負責人的身分，向原民會、中油、台電申請活動補助，總金額高達一千六百萬餘元。
根據起訴內容，這些補助款撥下來之後，並沒有實際舉辦對應的活動，而是被挪為私用。這已經不是行政上的作業瑕疵，而是直接的「詐取」行為——拿不存在的活動去申請經費，然後把錢裝進自己口袋。
這種浮報、虛報補助款的操作，其實在台灣的民間團體補助體系中並不罕見。問題是，一旦被查到，後果就是刑事責任，加上社會觀感的全面崩壞。尤其在原住民相關事務上，資源本來就相對稀缺，每一筆補助款都應該是挹注在部落與族群發展上的珍貴資源。
把這些錢吞掉，等於是從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把資源搶走。這個傷害，比帳面上的數字更重。
十月二十七日才是真正的考驗
目前承審法官林承歆已經將高金素梅本人的庭期改到十月二十七日。距離現在還有兩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對高金素梅來說絕對不是「賺到」的緩衝期，而是壓力持續累積的倒數計時。
辦公室主任已經認罪了。在司法實務上，共犯的認罪供詞往往會對主要被告形成不小的壓力。法官在審理時，會綜合考量所有證據與供詞的一致性。利春仁的認罪，等於是在事實層面上把許多爭點直接釘死。
高金素梅的律師這次以「衝庭」為由請假，法官也准了。這種程序上的延宕，在重大司法案件中並不少見。但從政治與社會觀感的角度來看，當事人沒有在第一次開庭時親自面對檢方與法官，不論理由是什麼，都會給外界留下「閃躲」的印象。
當然，法律上她還有完整的答辯權利，現在就斷言最終結果還太早。但從目前已經曝光的起訴內容、共犯的認罪態度、以及具體的數字來看，這已經不是單純的「選舉迫害」或「政治追殺」可以解釋的局面。
這是一場法律上的硬仗，而數字——不論是七八七萬、七萬劑、還是一千六百萬——都是冰冷的證據。
如果你是選民，看到辦公室的親信一個個認罪、七萬劑來路不明的快篩曾經流入市面、一千六百萬的補助款不知去向，你會怎麼看待這位立法委員過去十年的問政表現？
這個問題，可能比十月二十七日的庭審結果更值得想清楚。
編輯觀點：這起案件如果只聚焦在高金素梅一個人身上，反而會忽略背後更大的結構問題——台灣的國會助理經費制度、疫情期間的緊急進口規範、以及民間團體補助款稽核機制，全部都有漏洞。一個立法委員涉案，可以說是個人操守問題；但如果每次出事都只是換人罰錢了事，制度永遠不會進步。十月庭審的重點，不該只是「高金素梅有沒有罪」，而是這個案子能不能逼出國會改革與補助監管的具體動作。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高金素梅這次被起訴的罪名是什麼？
主要是涉嫌利用親屬人頭詐領公費助理補助及育嬰津貼，金額達787萬餘元，以及疫情期間違法輸入7萬多劑未經查驗的中國快篩試劑，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
高金素梅的辦公室主任認罪了，對她本人會有影響嗎？
在司法實務上，共犯認罪對主要被告通常會造成壓力，因為認罪供詞可能釘死許多事實爭點，法官在審理時會綜合考量所有證據的一致性。
這起案件下一次開庭是什麼時候？
高金素梅本人的庭期原定九月四日，但因律師「衝庭」請假，法官已同意改期至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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