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轉型與產業競爭的雙重壓力下，核電是否應被視為經濟工具，成為各界熱議焦點。然而，學者林仁斌副教授直指，核電的本質遠超乎經濟範疇，更像是一面「治理測量儀」，嚴峻考驗著台灣社會面對長期放射性風險與跨世代責任的制度承擔能力。
表象：當核電被視為經濟解方
近年來，隨著全球半導體與AI產業的蓬勃發展，台灣的電力需求持續攀升，使得供電穩定性與成本控制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此背景下，部分論者提出將核電重新納入經濟考量，認為其能提供穩定的基載電力，並有助於降低整體能源成本，似乎是產業競爭力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觀點認為，若能確保穩定供電並有效控制成本，核電將是一個理性的選項，以應對當前的能源挑戰。
真相：核電作為治理測量儀的本質
然而，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林仁斌明確指出，核電的特殊性在於它絕非一般產業政策。「核電的特殊性在於，它不是一般產業政策。」他解釋，核能議題牽涉到難以估量的長期放射性風險、跨越數世代的責任歸屬，以及一旦發生事故便會高度外溢的外部性衝擊。這意味著任何決策失誤，其影響的時間尺度可能遠遠超越任何一屆政府的任期。正因如此，林副教授將核電比喻為一面「治理測量儀」。
林仁斌副教授更進一步闡釋：「核電更像是一面『治理測量儀』：它測量的不是技術優劣，而是制度的誠實程度。」
這面測量儀檢視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優劣，更是國家在面對高風險、長時程議題時，其制度設計與執行是否具備足夠的誠實與承擔能力。
各方角力：制度承擔能力的嚴峻詰問
如果我們真要將核電視為提升經濟競爭力的工具，那麼社會必須先直面幾個核心的制度層面問題。首先，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址與具體時間表是否已經明確？其次，現行的事故責任保險，是否真能全面覆蓋極端核災所帶來的巨額風險？如果這些關鍵成本與風險，仍以「未來再議」或「政策彈性」等模糊措辭輕輕帶過，那麼所謂的「低成本」，恐怕只是將風險延後記帳，並非真正的經濟效益。
再者，核能風險是否真正被「內部化」？現實情況是，核能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往往不是發電單位本身，而是全體社會。當利潤被私有化，而風險卻被外部化時，任何關於核電的政策討論，都難以建立在真正的經濟理性基礎上。污染者付費與風險自負，理應是任何能源政策不可退讓的基本原則。此外，核電涉及高度專業領域，若監管體系缺乏應有的透明度，或專業判斷受到政治壓力干擾，那麼制度風險本身就將成為一種隱性的巨大成本。民主社會之所以能容許高風險設施存在，其前提始終在於資訊的充分公開與持續的社會監督，而非單向的政策宣示。
深層影響：跨世代社會契約的省思
核電政策的本質，更是一場深遠的跨世代社會契約。當前世代究竟是否有權利，決定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風險的分配？未來的世代，是否擁有足夠的資訊與選擇空間，去應對我們今日所做的決定？不可否認，AI產業的快速成長、半導體產業的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電力需求增加，確實為台灣的能源政策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這種對能源短缺的焦慮，絕不應成為降低制度標準、逃避應負責任的藉口。
未解之問：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
因此，關於核電的討論，焦點不應只停留在支持或反對的兩極，而是應回歸到我們的「治理能力」是否能夠與之匹配。若一個社會的制度足夠成熟，風險能夠被精確計量，責任能夠被明確追究，且所有成本都能透明揭露，那麼社會自然能進行一場理性的辯論。反之，如果制度尚未準備好，任何將核電包裝成經濟解方的論述，都可能只是在轉移真正的問題。
林仁斌副教授強調：「與其問『要不要核電』，不如問：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核電所代表的制度責任。」
核電固然可以是能源選項之一，但它絕不應該成為逃避制度改革的捷徑。若台灣真心追求能源穩定與產業競爭力，就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風險帳本、強化監管體系的獨立性、徹底落實成本透明化與世代正義。唯有如此，核電才不會淪為單純的經濟工具，而能真正成為一個國家治理成熟度的最佳證明。能源政策可以有辯論的空間，但制度的誠實與完整性，絕對不能打任何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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