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德國社會學巨擘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以96歲高齡辭世，這位在學術界與時事議題上皆不曾缺席的哲人，其「溝通行動理論」與對「公共領域」的深刻探討，不僅奠定了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袖的地位，更對戰後德國乃至全球的民主思維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他一生致力於透過理性商談，尋求社會共識的可能性，即便在「價值多神論」的當代，其「疑慮中的希望」仍舊啟發人心。
現象觀察：哲人哈伯瑪斯的時代迴響與論戰足跡
哈伯瑪斯在學術生涯中，從未迴避針鋒相對的論辯，其「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態度，使他在德國乃至國際學術界聲名遠播。首先，在1964年海德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Adorno）辯護，與以波普（Popper）為主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就社會科學應否採取「價值中立」的方法論邏輯，展開了一場著名的「實證主義論戰」。此役不僅紀念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誕辰一百週年，更意外地將韋伯倡議的Wertfreiheit（價值中立）推向論戰焦點，哈伯瑪斯也因此確立了其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學術地位。
再者，他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宗師盧曼（Niklas Luhmann）之間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理論論戰」，更是當代社會學史上的重要篇章。這場辯論涵蓋了社會的本質、基本概念（如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的典範（功能分析與價值批判的對比），乃至於社會演化的解釋（變異與選擇對溝通共識），兩位學者觀點幾乎南轅北轍，卻都努力建構出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為二戰後的知識界貢獻了深遠的影響。這兩場重要論戰，不僅磨礪了哈伯瑪斯的思想，也促使他不斷修正與發展自身的理論體系。
原因剖析：溝通行動理論的誕生與公共領域的重塑
哈伯瑪斯在投身社會科學邏輯與盧曼的理論辯論後，逐步修正了早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他不斷吸納「普遍語用學」的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結合，最終於1981年出版了兩大冊的《溝通行動理論》。這部巨著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的參與者都應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這正是他為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病態發展」所提出的藥方。
談及「公共領域」，哈伯瑪斯早於1961年便以《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完成了大學任教資格論文，並於1962年出版。有趣的是，此書的英文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直到1989年才問世，恰逢蘇聯東歐劇變的時代氛圍，使得「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相互結合。這也為他1992年出版的《事實與效力》（Faktizität und Geltung）中提出的「雙軌民主」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主張，民主運作的第一軌是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構成，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在此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共同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需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這正如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周明泉所言，體現了一種：
「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當哈伯瑪斯發現自己的早期著作引發全新風潮時，他回頭檢視並修正了原先「低估」現代「公民社會」的論點。在1990年再版該書的序言中，他正式將黑格爾到馬克思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等於重新翻譯了蘇格蘭啟蒙運動使用的Civil Society概念。此一轉向，充分說明了哈伯瑪斯對於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敏銳洞察，有時甚至不惜改變原來的立場。
影響評估：公共知識分子的堅守與理念的當代挑戰
哈伯瑪斯對於時政的批判，雖然不免引發爭議，但也鞏固了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他在1986年主動發起的「歷史學家論戰」中，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的行為，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哈伯瑪斯堅信此舉危險，將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他的觀點透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使其「公共知識分子」地位益發穩固。這反映在他逝世後，包括政治人物和媒體界都推崇他是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而法國《世界報》更將他置於歐洲思想史脈絡中，認為其思想象徵著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然而，哈伯瑪斯近年來針對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所發表的評論，卻引發不少批評。對比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立場，他在評論這些當代衝突時顯得猶豫不決，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對待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機時也缺少明確的道德譴責。這使他遭到不少批評，甚至被嘲諷為抱持著「西歐中心主義」，不夠了解烏克蘭的現實處境。
趨勢預測：價值多神論下的溝通理性與未來展望
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固然值得敬佩。然而，面對當今世界已呈現韋伯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畢生醉心的「溝通理性」似乎陷入了毫無用武之地的窘境。無論他如何大聲疾呼，對於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後殖民批判」的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已然使「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根本難以成立。
當我們將場景拉近到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等事件，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人類社會似乎面臨「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支配力量的危險。儘管如此，若我們不樂見此一趨勢，那麼就如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見解：
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
這或許是我們能從這位思想巨擘身上，汲取到面對當代困境的最後啟示：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即使理想難以實現，懷抱著對理性溝通與共識建立的希望，即便充滿疑慮，仍是維繫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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