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2023年發布的閱讀參與調查，美國成年人中僅有約37%曾在過去一年內閱讀過任何文學作品（包括小說、短篇故事、戲劇或詩歌），這個數字在1982年是將近57%。也就是說，願意走進文學世界的人，四十年內掉了超過三分之一。但台灣民調創始人吳統雄在1970年、一個連網路都沒有的年代，卻在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旁，用三年免費閱讀，從英文小說裡挖出了他對階級、權力與人性最深的困惑。
16歲建中生，在牯嶺街舊書攤旁讀出階級覺醒
1970年，吳統雄15歲，違背父親要他進工廠的決定，考上建國中學。從偏鄉貧戶走進台北明星高中，他形容自己的基礎「薄弱得像紙糊的」。他決心面對英文這個最大的弱點，方法是兩條路：一是聽說基礎重新學，二是在當時以「舊書攤街」聞名的牯嶺街，看了三年免費書。
那段時間，他翻開的第一批英文書是戲劇創作，後來逐漸轉向小說與詩。而真正「打開腦內窗戶」的，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這本1850年出版的小說，講的是1640年代一位名叫白蘭的女子因婚外情生下女兒，被清教徒小鎮判處公開羞辱、入獄，並終身佩戴象徵「通姦」（Adultery）的紅色A字。但隨著她長期幫助窮人與病人，鎮民對她的看法逐漸改變——紅字A從「通姦」變成了「能力」（Able），甚至接近「天使」（Angel）。
這不是一個愛情故事，這是一個關於群眾如何定義一個人，又如何在十幾年後悄悄改口的真實人性觀察。霍桑身處19世紀初的美國文藝復興運動，與愛默生、梭羅等超越主義者深交，那種「每個人找到自我，就是自己的主宰」的思想，某種程度上已經在挑戰當時的清教徒權威。
編輯觀點：吳統雄這一提醒，讓我們重新審視當代社會的「紅字」現象。從社群媒體上的「翻車文」到職場裡的「標籤貼紙」，群眾對於「犯錯者」的定義往往比法律判決來得更快、更狠，但弔詭的是，這些標籤也經常在幾年後被輕輕放下。從產業面來看，當我們談DEI（多元、公平、共融）時，往往忽略了「標籤剝奪」才是歧視的真正核心——不是你有沒有被貼上A，而是你有沒有被允許把A撕下來。
三本禁書級作品，一次挑戰女權、性自主與階級界線
吳統雄在舊書攤上碰到的另外兩本書，也直接指向了現代社會至今仍在爭論的議題。第一本是易卜生（Ibsen）的《玩偶之家》，揭露19世紀婚姻中女性只是玩偶的處境，在當時極具爭議。第二本是D.H.勞倫斯（D.H. Lawrence）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書一次挑戰三個禁忌：描寫性愛、不雅語言、勞動階級男性與資產階級女性的跨階級關係。
有趣的是，這本書在英國被以《淫褻刊物法》送審，最後被判無罪，反而大大推進了英國的出版自由。但在當時的台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依然是禁書，只能在舊書攤上偷偷翻閱。吳統雄回憶：「我那時也不知男女之事，讀到書中直接描寫性器官的英文字，腦中就開始產生蜂音；讀到男女辦事，更是臉紅心跳，深怕背後有人。」
他補了一句現在看來極具洞察力的觀察：「現在看過AV的人，除非對研究男女階級變遷有興趣，絕對不想看這本書。」這句話點出了文學與情色之間的本質差異——前者處理的是權力關係，後者只處理感官刺激。
從卡夫卡到喬伊斯，那些拒絕被結構收編的靈魂
吳統雄後來接觸的文學光譜越來越廣：卡夫卡（Kafka）的反社會制式化、喬伊斯（Joyce）的意識流不遵循結構式寫作——這些都影響了他後來翻譯作者中文名字時的獨特選擇：馬克私、恩革思、亞當私密……他說，這是為了讓名字本身就能傳達思想核心。
而真正讓他寫下《後羿三部曲》的核心觀點，來自一個跨文化的觀察：不同地域的人群都會面臨相同的現象，都是在追求物質、心靈、權力的過程中艱苦前進，經由權力形成「人類階級」，再形成不平等——這是全球人民共同苦難的原因。
他特別點出一個殘酷的歷史循環：在階級社會中，低階者中的「少年英雄」經常揭竿而起反抗暴君，成為眾人期待的「救主」。但一旦獲得權力之後，又經常成為「新暴君」。《後羿三部曲之II：救主》，正是在解析這個從反抗者到統治者的變質路徑。
從台灣近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來看，群眾對「救主」的期待與失望之間，往往只有一個執政週期的距離。這不只是政治學問題，更是心理學與社會學交織的結構性困境。吳統雄把這個命題用後羿神話重新包裝，其實是在問：當我們把一個人推上神壇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在為下一次的失望鋪路？
數據背後的啟示
如果我們把吳統雄17歲那年站在舊書攤旁的閱讀經驗，對照當代台灣的閱讀習慣，會看到一個微妙的斷層。根據文化部2023年發布的台灣閱讀風貌調查，15至18歲青少年平均每週課外閱讀時數僅有2.3小時，其中超過六成偏好在手機上閱讀碎片化內容。這意味著，像《紅字》這樣需要耐心鋪陳、層層剝開社會偽善的經典作品，正面臨讀者注意力跨度縮短的雙重挑戰。
但吳統雄的經驗提醒我們一件事：真正改變一個人世界觀的閱讀，往往不是來自學校指定的課本，而是來自那些「偷偷翻開」的書。當年的禁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如今已經成為文學經典；當年被貼上通姦標籤的紅字A，後來被重新定義為能力與天使。這個「標籤可以翻轉」的事實，或許是我們在面對當代各種身份政治爭議時，最需要記住的一個歷史教訓。
如果說《後羿三部曲》在追問什麼，或許就是這個問題：當一個社會習慣於用單一標籤定義一個人時，我們距離「新暴君」的誕生，還有多遠？
▎行動呼籲：今天，翻開一本你「以為自己不會喜歡」的書
吳統雄在牯嶺街的舊書攤旁站了三年，讀的全是「沒人逼他讀」的書。這些書沒有幫他多考幾分，卻幫他長出了看待階級與權力的骨架。如果你對當前的社會對立、性別爭議或階級流動感到困惑，與其滑手機看三分鐘的懶人包，不如給自己一個晚上，重新翻開一本經典——無論是《紅字》、《玩偶之家》還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你會發現，200年前的人面對的問題，跟我們今天沒有太多不同。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紅字》中的紅字A代表什麼意思？
小說中紅字A最初代表「通姦」（Adultery），是白蘭因婚外情被判處的終身羞辱標記。但隨著她長期行善助人，鎮民逐漸將A解釋為「能力」（Able），甚至暗示與「天使」（Angel）有關，反映了群眾對同一標籤的詮釋可以隨著時間與行為而翻轉。
為什麼《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曾被列為禁書？
該書因同時挑戰三個社會禁忌而被禁：直接描寫性愛場景、使用不雅語言、以及描寫勞動階級男性與資產階級女性的跨階級關係。在英國，此書經《淫褻刊物法》審判後被判無罪，反而推進了出版自由；在當時的台灣則仍屬禁書，只能在舊書攤私下流傳。
吳統雄的《後羿三部曲》在探討什麼核心命題？
《後羿三部曲》核心在解析「反抗者變成統治者」的歷史循環。吳統雄觀察到，低階層中的少年英雄經常揭竿而起成為救主，但一旦獲得權力後，往往又成為新暴君。第二部曲《救主》正是在探討這個從壓迫到解放、再從解放到新壓迫的結構性困境。
霍桑與超越主義有什麼關聯？
霍桑屬於19世紀初美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員，與愛默生、梭羅等超越主義者交遊深厚。超越主義強調思想解放、主張人與上帝間直接交流，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放小腳的自由主義」——不敢否認上帝，但主張每個人找到自我就是自己的主宰，這對霍桑書寫個人與社會權力之間的張力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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