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否決是民主警訊還是依法行政？陳英鈐一句「不服可提訴訟」掀開權力邊界之戰

綜合

29 8 月,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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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中選會委員會議，讓三項公投提案只活了三分之一。藍白陣營痛批「太上皇」、「沒收民主」，前中選會主委陳英鈐的反應倒是冷靜得像在談天氣：不服？那就提行政訴訟。這句話背後，藏著台灣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那道從未被清楚畫下的界線。

公投不是許願池：哪些事本來就不能投？

先看被擋下的兩案。「交通罰鍰專用」公投，主張把交通罰鍰專款專用於改善交通。聽起來很合理對吧？但陳英鈐點出關鍵：這涉及預算調度，還踩到地方自治權限。根據《公投法》規定，預算、租稅、人事等事項本來就不在公投範圍內——這不是中選會說了算，是法律白紙黑字寫死的。

至於「鞭刑」公投，爭議更大。陳英鈐直言，除了違反《兩公約施行法》，台灣《刑法》根本沒有鞭刑這個刑種。就算立法院硬修法納入，也高度有違憲疑慮。換句話說，這案不是中選會為難，是連憲法這一關都過不去。

「不能說中選會嚴守法律規定就指責自居老大。」陳英鈐這句話說得直白。問題不在於中選會能不能審，而在於很多人誤以為「公投什麼都能投」。事實上，公投的邊界一直畫在那裡，只是過去沒人認真去看。

權力分際的模糊地帶：行政訴訟是解方還是拖字訣？

藍白的不滿其來有自。從他們的角度，中選會以專業審查之名，實質上擋下了他們主張的政策工具。但陳英鈐搬出《公務員服務法》第三條——公務員若認為長官命令可能違法，應負報告義務，否則須自負責任。這段話的潛台詞是：中選會委員不是民代，不能立委說怎麼做就怎麼做。

首先，行政與立法權限各有範圍，不是立法院交付的命令公務員都必須照辦。其次，中選會的角色是依法審查，不是政策護航。再者，若提案人真的認為中選會擴權、侵犯立法權，法律已提供救濟管道——行政訴訟。最後，這個機制設計本身就是權力制衡的一環，不是什麼程序拖延。

說真的，行政訴訟這條路，走得通嗎？從過去經驗來看，公投提案被打回票後提訴訟的案例不多，就算提了，法院對中選會的審查標準通常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與其說陳英鈐在給台階下，不如說他在示範什麼叫「依法行政的極限」。

核能公投過關卻沒人想投？一個「怪異」的民主悖論

三案中唯一過關的「廢除非核家園」公投，陳英鈐的反應更耐人尋味。他直言很多人根本不想去投，因為「公投有沒有過可能沒差」——經濟部已核准核二、核三再運轉計畫，政府實際上已在做跟公投主張相反的事。這就形成一個荒謬局面：公投過了，政策方向不變；公投沒過，也不代表不能做。那投這個公投的意義在哪？

從數據來看，2022年修憲公投併入九合一大選，開票拖到晚上11點才結束，選務人員清晨6點出門，做到半夜。這次如果多了公投案，同樣的戲碼又要重演。陳英鈐點出一個殘酷現實：公投案對選務人員造成極大壓力，但對政策走向的實質影響力，可能比很多人想像中要小得多。

從三案看公投制度的三大結構性問題

這波公投審議爭議，表面上是藍白與中選會的對峙，實際上戳中了台灣公投制度的三個痛點：

第一，提案門檻與審查標準之間的張力。連署過了、成案了，卻在審查階段被擋下，提案人的挫折感可想而知。但審查標準若不嚴守，公投就會變成「多數暴力的工具」。
第二，公投與代議民主的競合關係。當公投結果與行政部門政策方向矛盾時，誰說了算？陳英鈐的答案很明確：公投只是一個「口號」，沒過不代表不能做。這套邏輯在法理上站得住腳，但在民主正當性上，恐怕說服不了多少人。
第三，選務量能與民主參與的取捨。每多一項公投案，選務人員就多負擔數小時的工作量。這不是反對公投，而是必須面對的現實成本。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這次爭議反映的不是中選會「太上皇」，而是台灣社會對公投制度有過度浪漫的想像。公投從來就不是政策捷徑，它只是眾多民主決策工具之一。陳英鈐點出了一個很多人不願面對的真相：公投的影響力正在遞減，因為行政部門已經學會「繞過公投做該做的事」。對一般民眾來說，與其糾結於哪個提案被擋，不如想清楚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期待公投在民主決策中扮演什麼角色？如果只是發洩情緒的工具，那被擋掉幾案真的沒什麼好大驚小怪。如果是認真的政策工具，那現行制度確實需要更細膩的配套設計。

說到底，陳英鈐的「不服可提訴訟」不是推託之詞，而是一個制度設計的必然結局。當行政與立法的權限邊界模糊時，司法是最後一道釐清界線的機制。只是這條路走起來耗時費力，提案人願不願意走、走不走得通，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下一步：下次看到公投提案被擋的新聞，不妨先問自己三個問題——這個提案的內容是否涉及預算或地方權限？它是否違反台灣已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如果它真的通過了，行政部門有義務執行嗎？想清楚這三件事，你對「誰在沒收民主」這個問題，會有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